主持人语：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对艺术的观照传统促进了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而近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探讨绘画的目的并不止于对艺术的沉思，本期胡敏的文章指出梅洛-庞蒂借助对绘画艺术的思考来建构其“感性哲学”理论，推进了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做到了对艺术的“反哺”，在理论上确认了西方现代绘画打破传统再现模式与确立新的真理范式之努力的价值。现代艺术突破边界的努力是多方向的，本期敖露露首次将英国前沿学者戴夫·比奇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的“文本艺术”的研究进行译介，指出借助语言学工具，现代艺术获得自身的全新拓展，“语言”也成为当代艺术家的重要表达工具。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德国包豪斯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设计理想却影响深远。本期魏丽的文章研究介绍了包豪斯设计理念在中东地区经由几代设计师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使其建筑设计更为深层、主动与整体性地参与并服务于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城市建筑设计是其代表，指出其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设计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王红媛）

　　内容摘要：近东地区的特拉维夫是全世界保留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特拉维夫成为包豪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东地区动荡的局势，少有学者能长期深入展开研究，这无疑造成对包豪斯解读的严重缺失。本文通过实地考察近东地区的包豪斯建筑，并将建筑样式归复到原始状态和历史情景中加以观察，进而展现出包豪斯理想如何影响近东现代设计语言的形成与当地设计力量的成长，这不仅是对近东现代设计发生及存在状态的知识结构的梳理，也是将包豪斯的理解与解释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飞速发展的工业技术不断改写人类生存与生产方式中的原有经验，始终追随工业生产逻辑的包豪斯，更是为工业时代下艺术与设计文明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仅存在了14年，但其理性、的设计思想在全世界广为传播。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唯有日本和中国曾有机会接近包豪斯本体，但当时中国社会接纳包豪斯主要是通过翻译和介绍的间接过程展开，而近东地区却更为直接、完整地接受了包豪斯，今天特拉维夫保留有四千多座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成为全世界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特拉维夫为世界文化遗产，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随之享誉世界。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上半期特拉维夫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来观察近东包豪斯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演化过程，以及所起的社会作用。

　　19世纪末针对欧洲国家出现反犹浪潮而兴起了犹太主义，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m）成立，〔1〕目标是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2〕1918年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进入巴勒斯坦，20世纪初犹太移民开始稳步增长，并主要进入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20世纪早期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杰出典范”，〔3〕这里的“城市规划”是指英国人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爵士的“田园城市”规划，具体为：城市中心是公共建筑和绿色公园，周围由居民区和工业区环绕，城际公路和铁路的边界被农田环绕。这是对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的演绎，〔4〕属于欧洲“田园城市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希望借助“田园城市”的国际声望来吸引更多海外富裕的犹太人。1927年特拉维夫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了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规划，1938年形成最终方案，〔5〕这不仅确立了特拉维夫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城市主轴线，也在不同街区内划分出层次分明的住宅区街道和居民区小街道，这些街区和街道就是今天特拉维夫主要干道的基础（图1）。

　　随着带有大量私人资本的犹太移民潮（1924—1929）的到来，巴勒斯坦出现了第一次经济繁荣，并推动了特拉维夫的建筑热潮。从1909年沿赫茨街的仅有65栋建筑，〔6〕到1931年增到850栋，〔7〕1937年猛增至2700栋。〔8〕猛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条件都要求高效快速的建设和简洁实用的建筑。

　　20世纪30年代，钢筋混凝土成为流行建筑材料，由于这种新材料可以预制建筑配件，使得建筑效率翻倍，所以特拉维夫的建筑师们都采用了这种新材料，并产生了一种与新材料相匹配的几何样式，如1936年建筑师卢西·科恩戈德（Lucian Korngold）设计的鲁宾斯基住宅（Rubinsky House）是由与街道转角相适应的三大体块组成，富于动态的外墙像一个外壳将三大体块包裹起来（图2），体现出新材料容易处理的特点。

　　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特拉维夫的建筑师几乎都是欧洲出生或在欧洲受过训练，他们主要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地学习建筑。〔9〕而当时来自欧洲的富裕犹太移民们希望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地理上发生改变，而不是性的巨变，他们希望能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所以，特拉维夫成为欧洲文化的前哨，如楼梯扶手、阳台上的铁艺栏杆等都是对欧洲装饰艺术运动的再现。当这些在欧洲学习过的犹太建筑师们陆续回到巴勒斯坦后，面对大量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主动创造出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新建筑样式，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独特的遮阳处理。由于特拉维夫的湿热和强光的气候条件，建筑师们需要解决强光照射和通风问题。1936年建筑师耶胡达·卢卡（Yehuda Lulka）设计的沙麦住宅（Shamai House）有效解决了强光照射，如在窗户或阳台上方安装一个厚约10厘米至12厘米的混凝土框架遮阳板，在垂直的楼梯间安装有数块水平排列的模铸混凝土薄板，这些薄板产生的阴影可以有效的遮阳。这种通过有序排列的数块薄板来遮阳的方式在今天仍被沿用。

　　其次，建筑底层的架空柱结构。1933年建筑师泽·雷希特（Ze’ev Rechter）设计的恩格住宅（Engel House）是首个在巴勒斯坦使用底层架空柱式结构的建筑，建筑底层的数根水泥柱将建筑物整体抬高，使得空气更加流通，也使得建筑底层空间与街道连接起来，这是将私人用地和公共空间连接起来，有效加强了公共空间领域的连贯性。底层架空柱结构也被现代住宅普遍使用，成为今天特拉维夫最独特的景观。

　　最后，开放性的空间。在当时的建筑中普遍出现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公共庭院，如恩格住宅中半包围式的庭院。另外，由于特拉维夫降雨量少，以前倾斜的坡顶被平坦的屋顶取代，平屋顶成为一个被所有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区域。开放性的空间重新界定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模糊或合并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这不仅是领土方面的，而且在建筑内部布局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开放与创新，如带有阳台的客厅开始朝向了街道，增加了社交功能。

　　20世纪30年代，特拉维夫城市发展已见雏形，本土的现代设计体系初步形成，大量增加的私人住宅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是将欧洲文化转译成新兴的希伯来文化的结果，也是年轻的建筑师们对特拉维夫未来发展的一种定位和设想。

　　1930年以后欧洲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移民法，1933年德国纳粹的上台，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的主要避难所，大批移民的到来使得原先个体私人住宅已不适应社会需要，迅速建设大规模住宅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时主导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工作的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Labor Zionism），其成员都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自给自足的集体公社。〔10〕所以，一种建造成本低廉、最大限度利用建筑材料和土地资源的集体公社——基布兹（Kibbutz）应运而生。

　　基布兹受20世纪初激进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乌托邦集体农庄思想的影响下而建立的一种农业集体公社，基布兹的所有成员集体劳作，共同承担义务。由于通过基布兹可以获得巴勒斯坦土地的所有权，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大量筹募到的建设基金都投入到基布兹土地的购买和建设中，基布兹成为消化移民和重建犹太家园的最有效手段。

　　三位基布兹的建筑师阿里·沙荣（Arieh Sharon）、舒穆·梅斯金（Shmuel Mestechkin）、穆尼温劳·基泰（Munio Weinraub-Gitai）从1920年起分别前往德国德绍包豪斯学习建筑技术，1930年后他们陆续返回，并迅速投入基布兹的建设中。这三位包豪斯的学生将包豪斯的建筑理念和意识形态带到了这片“应许之地”，并培育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以后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布兹非常强调公共设施建设，如餐厅、礼堂、图书馆和办公室等都位于社区中心位置，住宅区分布在公共设施周围，社区周边被大面积农田环绕，这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地和建筑资源，还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链接方式，形成了一种基于平等和劳动的新型社会，这是对包豪斯所主张的在个体努力与群体建设之间建立理解、沟通、合作关系的体现，也是对包豪斯理想中的“社会”“乌托邦”精神的显现。

　　包豪斯所强调的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所宣扬的集体主义的延伸，包豪斯意识形态中的性也一直被犹太复国主义赞美，基布兹成为包豪斯理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相互拥抱的结果，基布兹的建筑形态和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示范性，对当时设计语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促进了城市集体公社的出现。

　　随着移民潮的到来，特拉维夫工人的居住问题也显现出来。1932年当阿里·沙荣从包豪斯回到特拉维夫后，他与当时的青年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建筑精英团体“拥抱”，〔11〕致力于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拥抱”团体在1931年至1939年间设计的梅奥诺特（Me’onot）项目至少为特拉维夫的一千多个工人家庭提供了住房。梅奥诺特项目共有18个住宅区组成，阿里·沙荣在1934年至1935年间独立完成了其中的郝德（Hod）住宅区。

　　郝德住宅区共有154套结构完全相同的住房单元。阿里·沙荣大胆改进了单体住房的结构，将单元住房划分为活动区（厨房、客厅、阳台）和夜间区（卧室、盥洗室），活动区朝西，西向阳台提供了阴凉和傍晚的海风，夜间区朝东，东向卧室带有一个悬臂式的小阳台（图3），这是对德绍包豪斯校舍阳台的再现。郝德住宅区是由两条街道隔开的三组建筑组成，三组建筑都呈环绕式排列，在三组楼群中间均形成了一个公共庭院。在建筑底层都设有为居民们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如洗衣房、诊所、阅览室、幼儿园等，这就建立起了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人社区。

　　郝德住宅区通过重复的单元住宅和大规模连接的楼群降低了建造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建筑材料和土地，并取代了当时小块分割土地的方法。建筑中的公共庭院和公共设施体现出了性，它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人阶级在同质化、有组织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合作、平等的社会体系，这是对包豪斯理想的完美再现。以郝德住宅区为代表的梅奥诺特项目是一场大胆的社会实验，推进了城市低收入住宅区的建设，一系列类似的工人集体住房项目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也纷纷建立起来。

　　巴勒斯坦的集体公社，即基布兹与城市工人集体住房，都是对包豪斯质朴而具体的生产方式、与革新的建筑理念的显现，具有改革和开拓精神的包豪斯理想已渗入到当时巴勒斯坦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结构中，培育了一种共享、共生、共治的有序社会机制，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和组织力量，确保了每一次新移民浪潮的到来不是对原有模式的破坏，而是顺利完成文化与心理的转化。包豪斯使得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变得切实可行，成为联接理想与现实的最佳平衡点。

　　1930年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劳工党（Mapai），〔12〕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劳工党成为执政党。当时新生的国家面对着持续的安全威胁、巨大的人口冲击、沉重财政负担等重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