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各界支援外地建设，苏黎世主动请缨。临行前，他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他瘦高身材，西式发型，戴着金边眼镜，着西服马甲，倚坐在一把高凳上，双手搭在一条收曲的腿上。他的身后是照相馆还未来得及撤掉的旧布景，是一幢洋房的内景，花几、格子窗和旋转向上的楼梯。他在这张照片里，依然保持着那个时代在镜头前不苟言笑的冷峻表情，这令苏嘉文难以想象父亲当时对未来的想法。

　　当时，往来于上海与皋城的航班尚未恢复。苏黎世拎着一只皮箱，从一艘巨轮的云梯上爬下来，和几个乘客拼了一条小舢舨。这种艰辛的路程，似乎特别匹配他内心的悲壮与豪情。苏黎世虽有预料，但皋城的落后与破败仍然出乎他的想象。他拎着那只皮箱，穿过卫海路，穿过南星桥，最后驻足在城北桑园街上的一家裁缝店门口，是里面挂着的一件西服吸引了他。他拍照片时的西服马甲，最终还是留在了上海。临行前，他换了一件新裁的中山装。他想撇清一切旧时代的气息。倒是那位女裁缝一眼就看出，侬是上海来咯，对？苏黎世的脸上浮了笑，心里便有了暖意。他被告知，裁缝铺里的那件西服，属于先他到来的爱克斯光医生。他热切地盼望着和同事携手开创新的事业。皋城医院就在北门城外，城外横陈着一条由濠河填埋而成的马路。他的眼前是的稻田和间杂的农舍，中间是一条孤零零的土碴路，两边分岔的小径使它看起来像一枚柔长的鱼骨，探入远处医院的花式铁门。

　　以苏黎世为主的上海医生，和一个新四军卫生员出身的矮个子院长，共同撑起了皋城医院的天下。他们大兴土木，扩建病房，接收民间已经歇业的主治花柳和新法接生的私人诊所。爱克斯光医生满山遍野去寻找无主坟的死人骨架。他报到以后，医院才从野战部队调拨来一台美制军用爱克斯光机。不久，苏黎世主刀，破天荒地完成了皋城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例胸外科手术。几年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几个女生，甫一毕业就跳上了开往皋城的夜航船。初创时期的皋城医院只有一辆救护车，那是一辆二战时期欧洲最常见的老式救护车。救护车出诊时，随车要把半个身子扑出去，不停地摇响挂在车窗外的警铃。这辆救护车就是在出诊之余，去码头迎接他们的上海乡党，满车的芬芳，摇摇晃晃驶进了一九六○年的皋城医院。在这辆车上，有一个叫冯娴的姑娘，苏黎世对她一见钟情，每天夜里女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总会传来他的柔曼的小提琴声，那一丝哀怨的情调拨动了冯娴的心弦。她就是后来的苏嘉文的母亲。

　　苏黎世夫妇住在桑园街上的一处大杂院，隔壁就是马锋家。恰好，马锋的母亲也在医院做事，虽然只是在食堂打些零工，但关系毕竟近了一层。在左邻右舍的眼里，苏家是一个阔绰的存在。除了小提琴，苏黎世还有一辆自行车，是前面带灯泡后面带邮式书包的那种。他家后来还搬过来一把单人沙发。沙发搬来的时候，马锋想象着一坐上去，那会是怎样的体验。他听到母亲的一声尖叫。这样的尖叫，断不会由沙发的主人发出，他们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苏夫人操着上海腔说：弗要紧，弗要紧的呀。但是马锋的母亲深刻地知道，这是要紧的。在医院做事的母亲，对那些知识分子的坏毛病有深刻的体会。她告诉马锋，那些医生们的讲究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去食堂吃饭，就是去跟细菌作斗争的，要用酒精擦拭已经洗过的碗筷，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在洗手。

　　形势突变，风起云涌，街上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桑园街上走不完的姿态浮夸的队伍，人们纷纷从琐碎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走出来，卷入的洪流，挥舞着拳头和旗帜，旗帜把他们的脸庞都映得彤红。他们推波助澜，反过来又波及他们自身，一切都乱套了。苏黎世伉俪作为医学权威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苏黎世是披着羊皮的狼，说冯娴是美蒋女特务。他在单位接受轮番批判，回到家里像僵尸一般，长久地陷入偶尔被几声叹息打破的死样的沉默。但凡重要的抢救手术，医院还得请苏黎世出马。半夜里，救护车司机跑进来，砰砰砰地来敲门，苏医生！苏医生！

　　马锋的母亲正好值夜班，她惊恐万状地一路跑回来，哭喊着摇晃着像木偶一样的冯娴。冯娴说，苏黎世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在马锋母亲的回忆里，冯娴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变掉了，好像是别人替她说的。

　　苏嘉文的成长史，是上海这座城市从他身上逐渐隐退的过程，从最初的花衬衫背带裤，到最后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与土著已无二致。区别还是有的，上海在他的心里，是一颗不死的种子，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少年的漫长时光里总有过不完的夏天，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一大堆无聊的日子。他和马锋整天游荡在桑园街上，以及它所连接的分岔小弄和更为广阔的田野河浜。医院与学校正好在街的两极，它们分别所代表的幽暗与明亮，构成了苏嘉文的敏感特质。阿乐修鞋店门口诱人的皮革碎料，是他们弹弓的发射器。林记钟表店是他们音乐老师的家，她父亲的右眼上总是戴着放大镜，当他把脸转过来的时候，苏嘉文觉得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阿三理发店的免费小人书也非常吸引人，当然还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还有那个他叫梅姨的女裁缝的小店，冯娴与她有着很好的交情。那时候苏嘉文还很小，但凡冯娴临时有什么事，总是把他托付给裁缝店，像在那里寄存一个行李。他经常躺在裁缝店的案板底下，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女裁缝温柔的怀抱，缝纫机催眠般的声响和各种新布料的堆积味道，给了他最初的温暖。

　　裁缝店守着一个弄堂口，店面是板壁，上半截是排门，排门卸掉后，形成柜台一样的开放格局。缝纫机和拷边机临街而置，梅姨一边工作，一边可以观察到小街的一个扇面。她的靠边墙的工作案板，边缘被磨得油光顺滑，应是年复一年的布料磨抚的结果。没有顾客的时候，她不是在踏缝纫机，就是在案板上描样、裁剪、熨烫衣裳。教人好奇的是，她手持的薄如刀刃的三角形滑石粉饼，完全区别于课堂里的粉笔。她在布料上划来划去，随着手势的变化，有抛弧，有转折，好像完全是随兴所致。熨烫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她先在嘴巴里饱含一口冷开水，往案板上噗地一喷，熨斗放上去，即刻发出嗤嗤的声音，衣料上极危险地冒出烟来。但是与苏嘉文想象的不同，布料上并没有烧出一个洞来。墙上有壁架，放着形形色色的线轴、纽扣罐和等待处理的布料。苏嘉文一直钟情于类似的小巧东西应与此有关。在梅姨的身后上方，悬吊着不多的几件成品服装，上面用小布头标记着客户的名字和日期。后面有一块宽阔的垂帘，隔出里间。里间有后门，还有一扇因为室内的幽暗而显得过于明亮的后窗。风一来，那块宽阔的帘布就会发出肥大的声响。进门的墙边有一面竖镜。镜子旁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模特。这个塑料模特有时候放在门外，脖子上绑着一根布绳，防止倾倒。

　　苏嘉文父亲当年站在裁缝店门口时，见到的其实是梅姨的母亲。她是一位卓越的裁缝师，也是从上海来的，这从她及梅姨不时冒出来的几句上海腔可窥一二。皋城医院初创时期的床单被套都出自她之手。大家都夸她的手巧，她做的服都是收腰的，帽也有点欧式。她在那里悄悄发展了不少客户。但是很快就有了绯闻，说她的徒弟，也就是她的正当芳龄的独生女，和爱克斯光医生暗度陈仓，两个人在幽暗的爱克斯光机房里滚在了一起。其实，这个故事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苏嘉文的父亲不可能从那件悬挂在裁缝店的西服上看出端倪来。街上的人都说，她是活活被女儿气死的，当然，是一场急性痢疾夺去了她的生命。年轻的梅姨独自撑起了这家裁缝店。

　　梅姨是一个纤弱、干净、斯文的女人，每天戴着袖套笼，脖子上挂着皮尺，皮尺从她的乳沟里垂弯下来，她说话悦耳动人，笑眯眯地看着你，一对眼睛里永远闪着光芒，勾人心魄。后来裁缝店来了一位深情款款的海军上尉。街上的人都看在眼里，都知道他们俩不久就要远走高飞。后来裁缝店排门紧闭，却听得见里面有不停地踏缝纫机的声音。梅姨正在抓紧完成手上的衣服，她要和那个英俊高大的海军上尉永远地离开这里。最后一件衣服，主人没有来取，她将它托付给了冯娴。梅姨说，店门口写了侬屋里的门牌号，伊会搭来寻侬咯。冯娴和她深情拥抱，你一定会很幸福。梅姨红着脸说，是的是的。冯娴拿到的是一件男式衬衫，衬衫的表袋里还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苏嘉文认得梅姨的字，她写的字都很小，像一个个小线团。她在这张纸条上写道：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凭谁诉。

　　就在桑园街上的人们以为，梅姨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有人看到裁缝店的排门突然裂开了一道缝，紧接着另一块板也卸下来了。梅姨回来了，她像往常那样向邻居们打招呼，就像她从未离开一样。桑园街上的人惊讶地发现，梅姨怀孕了。不久，她在皋城医院诞下一名女婴。梅姨的再度出现，让人们的又多了谈资，她带给人们快乐、怨恨和无尽的想象，他们暗地里都叫她“梅花牌手表”，简称“梅花表”。这个绰号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手上以前有过这样一块表，或许只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或许更因为“表”字谐音的意味深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谁要是拥有一块瑞士产的梅花牌手表，那绝对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而她的美貌与风情同样令人垂涎，它们在某个意味上达成惊人的一致。她的传说里穿插着不少角色，有船上的水手、剧团老生、银行业务员，还有修船厂的青工。还有人看到过她半夜里一个人在密林里奔跑，荆棘划过她的皮肤，划过她的脸颊，她全然不顾，她怪叫着，跳跃着，奔向林子后面的一条野河，她纵情而跃，把自己交付给河流和月光。月光下，水声欸乃，只有她在恣意翔泳，雪白的胴体在黑夜闪烁着银器般的光芒。有个与梅姨有染的男人，称她是一匹活马。苏嘉文未能领略其中的深意，他观察到“梅花表”多毛的腋下，因无袖衫的束缚而多出来的皮肤皱褶，令他想象那身体深处的秘密，他觉得那里一定像硕大的热带奇花，收起来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一旦绽放开来，那便是万千世界。他的母亲，妇产科冯娴医生曾经对她有过旁敲侧击，女人要爱惜自己。梅姨说，我是爱惜自己呀！她接着跟冯娴耳语道：我以为女人生下孩子就完事了，原来那只是一个开始。当时在场的苏嘉文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延时反应之后，和梅姨扑在一起大笑。

　　冯医生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告诉苏嘉文，单位分给她一套八十多平的房子，全家已经搬进去了。她在信上说，家里啥都不缺，就缺你。按照信上给的地址，苏嘉文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暮色中的南门广场。他站在桥边，耳畔立刻嗡嗡地响了起来，那是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巨大的喧嚣，他的命运由此转折。他有点恍惚，南门广场似乎还是老样子，只是看上去不像记忆中那么空旷了，它被诸如花坛、喷泉、雕塑之类的无用之物所蚕食，红太阳展览馆变成了小百花越剧团，以及他们承包出去的舞厅、台球房、花店。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整个广场已将从前的疯狂遗忘得一干二净，拒绝佐证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汹涌记忆。苏嘉文陷入了虚无。他从越剧团旁边的小弄堂里绕过去，旁边有间厕所，厕所总是一个适合停留和思考的所在。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他感觉家就在边上，屋弄里有人迎面走来，向他张开了嘴巴。他觉得碰到了认识的人，但他想不起来是谁。

　　他在一幢旧楼前驻足，家在一楼，他试着敲了几下门。刚下班回家的冯娴医生，看到久未谋面的儿子，像青蛙一样跳了起来。她万分惊讶，格外欣喜，喜悦又慢慢被无尽的悲凉所席卷。她捏他的胳膊，摸他的脸，扎进他的怀里，在他的胸膛上放声大哭。这时，爱克斯光医生冒出头来，苏嘉文虽有预备，但心里还是有点意外，看来这个家并不缺他。爱克斯光医生说，哭啥么事，弗要哭。爱克斯光医生的表现有点夸张，他过来擂了苏嘉文一拳，然后跳开去，侬啥辰光出来的啦，信里也不提一句，我会去接侬呀。他说着，一把揽过苏嘉文——不过他马上察觉到对方对他的亲昵动作的不适，便在手劲上悄悄松了一把。这时，苏嘉文注意到挂在墙上的那幅父亲当年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心底慢慢回潮。他听到爱克斯光医生在跟母亲说，今朝好日子，阿拉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去斩眼（一点）猪头肉来。冯医生刚刚从自己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她抹了抹眼泪说，阿拉小文顶喜欢吃白斩猪头肉嘞。

　　苏嘉文发现他在这个家待在哪里都不合适，便早早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睡了。第二天六点他就醒了，确认不是在牢里。如果在监狱，再过半个钟头就要点名了。他听到母亲轻声跟爱克斯光医生说，侬走路小声点，让小文多睡一会儿。他哪里睡得着，醒了就醒了，这是一个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