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上海，不仅活跃着邬达克、哈沙德、赉安等外国建筑设计师，还有不少与外国同行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留美归国的赵深、陈植、童寯，便是其中代表。三人在上海创办华盖建筑事务所，将彼时流行于欧美的现代建筑思想第一时间带回中国，并让其在中国的土壤上得以发育与发展，留下了多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建筑。

　　创办于上海的华盖建筑事务所（以下简称华盖），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成功的华人自办事务所之一。从建成作品的规模和分布来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自办的建筑事务所中只有基泰工程司（由留美建筑师关颂声1920年创办于天津法租界祖传土地）可与之比肩。在存续期间，华盖完成了至少232个落地的建筑项目，其中一半以上完成于1931-1937年。这些项目大都分布于中国南方，其中上海的项目约占到五分之一强。

　　华盖的三个合伙人赵深、陈植、童寯，均先后毕业于清华学校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接受了完整的“布扎（Beaux-arts）”训练，也直接接触了欧美最新流行的装饰艺术派和国际式、现代式建筑。赵深首先于1927年回国，先后在青年会建筑处和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陈植1929年应梁思成之邀回国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0年童寯也应邀加入该系。1931年初赵深离开范文照自创赵深建筑师事务所，陈植承接了浙江兴业银行项目的委托而离开东北大学与赵深合伙。“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开始逃亡，9月底童寯全家决计离开沈阳，暂避居北平西山。10月，由于事务所业务繁忙，陈植与赵深商议后邀请童寯来沪。11月，童寯把妻儿暂留北平，一人无奈地去上海“试试看”，三人开始了合作。童寯先是在清华同学会宿舍借住一个月，再搬到八仙桥青年会宿舍，直到1932年5月方才租房安顿了全家。1932年赵深建筑师事务所更名为赵深陈植事务所，1933年1月1日，赵深陈植事务所公告更名为华盖建筑事务所。

　　华盖是一个纯建筑专业，从方案、施工图跟进到项目竣工的设计公司，不承包工程，也不经营地产，更不涉足物业管理。结构计算和结构图样交给长期合作的顾问工程师，由承包商免费完成设备专业施工图设计，经华盖审核后付诸实施。有的业主配有自己的建筑顾问或建筑师，华盖也同他们合作设计。当时华盖由赵深负责承揽业务、监管人事和财务，陈植管理内务，童寯主要负责图房。但三人都参与具体设计。在所有项目中，童寯参加的占到1/2，赵陈各占1/4。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华盖的规模大约为十几人。

　　当时“东方巴黎”上海的建筑设计，无不面临“现代性”的问题。这也是建筑师今天仍然面临的问题，即如何面对规划条款控制下的城市环境，面对随着新的社会活动需求移植而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建筑类型，以及为了满足这些社会活动对舒适和效率的追逐，而选用怎样的建筑技术和设备。华盖在创立之初就相约摒弃大屋顶，他们一方面尝试创作有中华气质的现代功能的钢砼结构建筑，另一方面积极尝试现代主义风格或者是局部应用现代主义相关的手法。其原因可能是事务所往往承接预算有限的项目，而这部分项目1930年始受战争影响，预算一路下行，另一个源头是当时的社会又正以工业化为荣，希望与工业生产接轨。华盖在上海的新建工程留存至今的仅有21处，15处都是住宅，另有三处银行办公建筑，以及电影院、图书馆、厂房各一处。本文要介绍的就是二者交集中三件不同功能的作品。

　　事务所的创立与陈植南下密切相关，而他南下的契机正是浙江兴业银行项目的委托。这栋办公建筑现位于北京东路230号，一楼如今是久事艺术空间所在地，前不久在举办“西行画录·东南园墅——建筑师童寯(1900-1983)特展”。

　　其建筑设计的过程从侧面体现了战争对金融业的影响。最开始兴业银行筹备拆除老楼，在新老地块上一次性新建一栋融古典气势与摩登的装饰艺术风格于一体的11层大楼。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月底即计划另造临时建筑，经过事务所的争取，最终将整体规模缩减一大半，建筑也更偏向功能导向，“内外建筑式样，均用现今德荷两国之最新者”，在首层实现整跨、几乎全高的大窗来体现银行的实力，也为银行柜台提供了充足的光线，提升了客户的感受。

　　建筑师提供的效果图为沿北京路九跨长，五层高。从事务所保存的照片和图纸可以发现，银行先是保留了老楼，仅建成了沿北京路的一期六跨四层（甚至有一版图纸仅三层），平面图在转角三跨和东侧六跨间有实墙隔开。银行业务搬进新屋一二层后再把西边的老楼拆除，建设二期的三跨四层，再建设九跨的五层。今天我们看到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又向上增加了一层。

　　这在已建成的四邻古典折衷主义风格建筑（沙美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中国信托公司、四明银行）、装饰艺术风格的中国垦业银行的环绕之中，建筑的立面只在檐口施以方型浮雕呼应。由于建筑西侧邻街，首层的大窗就和东侧紧挨着的同一结构形式的沙美银行大楼（1921，通和洋行）首层的小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反映了建筑师对框架结构体系的认知，对德国荷兰最新潮流的认知。

　　建筑两边并不垂直，而是充分利用了沿街面长度。在用地最远端设立两个车行入口，较宽的北京路上开设的是公共入口，建筑也切削东北角，留出回车场地；更隐蔽的江西路入口到达的是银行专属的可以封闭的停车库，三至五层可通过首层江西路上的独立门厅（当时叫穿堂）的两部电梯和楼梯直达，楼梯设计为U形，具有赏心悦目的对称性。楼梯下设卫生间，使得这个门厅的空间也具有了对称性。银行最主要的公共交通空间仍然是经典的十字形对称排布。建筑首层高度较高，约5.5米，在夹层设置仅和一层空间连通的多个库房，尤其是客户可达的财产库，更显安全。

　　二层也设有银行库房，单走道两侧办公，流线两端分别布置客梯和货梯，以及卫生间。沿街外立面开窗统一尺寸，和内部柱网的布置并不严格对应，但也保证了每个开间的墙体都能与窗间墙相交。一期保管库空间与主体建筑用天井隔开，用独立体现安全，同时让上方的餐室获得了更多的采光。从二层起二期与一期交接处退出一个天井，给二期东侧的办公单元带来了光线。

　　从城市规划发展的角度，随着20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大都会）的出现，城市土地价值升高，单体建筑的综合性越来越强，平面功能的现代化转型更早于立面风格。上海也已出现了百货与酒楼、旅馆、弹子房、跳舞厅、游乐场和戏院融为一体的永安百货公司（1918）这样的商场建筑。一墙之隔的沙美银行大楼，就在银行营业厅和出租办公之上叠加了公寓功能，而兴业银行这幢大楼为办公配置了更多生活化的功能，其流线设计尤为复杂。三层平面有整个楼栋的公共空间——俱乐部、图书室和游艺室，走道另有分支通往一间餐室，该餐室同时有室外楼梯连通二层银行办公，也就是说楼上办公从公共交通到达，而楼下的银行员工可以从专有的楼梯到达。再按建造的先后顺序切分大楼，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三条流线的衔接。其功能推测可等同于如今高层写字楼中的员工食堂。这充分体现出设计师在组织复杂功能上的功力。

　　四层和五层则平面基本一致，从东北角的一期交通核出发，在一期内充分利用平面进深闭合成环。再连接二期单廊两侧办公室最终到达西北角的二期交通核。后来五层沿街及路口转角全数租给泰山保险公司后，流线进一步简化为单廊两侧办公室的基本模式。

　　华盖撰写的设计说明隐去了降低预算的过程，着重突出建筑设计的现代性：在风格上的时尚与技术上的先进。在设计风格上是“最新之建筑”。内外建筑式样，采用的均为当时德荷两国最新的；外部纯用天然石，极为坚固；内部银行部分墙壁地板，纯用中国及意大利大理石。在建筑技术上则防火隔音，纯用钢架水泥建筑，各内墙有防声之设备，采用“最新之设备”，例如记账计算等均用机械，其余用电之机器，有传送机、电钟及自动电话机等。

　　华盖最负盛名的可能是他们的影剧院设计。1999年大上海大戏院被拆除后（现原址建筑为复建），金城大戏院（今天的黄浦剧场）成了华盖在上海唯一留存的影院项目。金城大戏院设计于1933年，新恒泰营造厂承建，1934年2月1日开业，也在北京东路上，位于贵州路北京东路转角，是华盖设计的第三个影剧院。按照开业时间，第一个影剧院是苏州的青年会大戏院，位于观西，具体地址仍不明朗，开业于1932年6月。第二个就是上海的大上海大戏院，设计于1932年，开业于1933年底，距离同年开业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大戏院不到500米。

　　金城大戏院是当时高档电影院中的国产片首映影院，开业即拿到联华电影公司的首映权，当时外片首映影院，最低票价约6角/场，国片3角/场，只有这种国人自办的影剧院才能保证国片的放映时间。《申报》描写上海电影院盛况的歌谣恰好在上下两句提及华盖的设计：“成立未久大上海，开幕声中有金城”。从开业之初金城大戏院就上演中外话剧，抗战全面爆发后曾有一年专演京剧，1944至1945年为国风剧社驻场，专演话剧。新中国成立后，业主柳中亮、柳中浩兄弟携名下三家戏院和两家电影公司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7年由周总理在“黄浦剧场”备选中挑中并亲笔题名后改为现名。

　　金城大戏院主空间单厅的立面设计非常简洁，开“带形长窗”。开业后的第二个月，《中国建筑》月刊即刊登介绍如下：“北京路冲，贵州路口，新式之影戏院兀立，即金城大戏院也。按金城戏院，于最近日完工，图样为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采用最新式。除入口上部开辟高大之窗数行外，另则设小窗几点而已。其余部分，则施之以极平粉刷，不尚雕饰，为申江别开生面之作。”

　　它仍带有装饰艺术风格的特征：立面为阶梯状造型，以转角主入口上方为重点装饰部位，具有明显的主从关系，装饰处转圆角缩进，玻璃窗格的纹样设计带有中式云纹。这折射出建筑师不满足于沿袭西方的现代风格，而在此基础上又找到融入了中国特色的一种手法。此外《申报》报导时主要描写了灯光，这也是该风格的特征：“建筑，全屋采用立体式。式样峻。